區塊鏈:司法案例剖析| 虛擬貨幣交易的可保護性分析：認定思路一_cmc幣認證

2013年《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及2017年《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對虛擬貨幣的融資發行風險進行警告，否認了虛擬貨幣的法定貨幣地位，禁止其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實務中，法院對于以上兩文件理解的不同導致對虛擬貨幣法律定性存在差異，因此在對虛擬貨幣交易的保護上，存在司法認定的分叉。?

認定思路之一：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屬于不合法的物，交易不受法律保護，比特幣買賣合同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一、實務案例

對于陶某與彭某的CMC幣買賣合同效力的認定：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本案所涉的“CMC幣”無論界定為一種電子貨幣、虛擬幣，還是界定為ICO的代幣發行，其均無正當的法律依據。根據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發行代幣發行融資是指融資主體通過代幣的違規發售、流通，向投資者籌集比特幣等所謂“虛擬貨幣”，其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對于已完成代幣發行融資的組織和個人應當作出清退等安排。對該類行為以及以后延伸的買賣行為的禁止，有利于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防止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據此，原、被告間買賣CMC幣的行為違反法律規定，損害了公共利益，系無效的民事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CMC幣買賣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紐約南區司法部判處Centra Tech聯合創始人入獄八年:美國紐約南區司法部判處加密貨幣公司Centra Tech的聯合創始人之一Sohrab Sharma入獄八年。此前消息，2020年7月，Sohrab Sharma正計劃認罪，他正面臨2500萬美元首次發行代幣詐騙案的指控。（Decrypt）[2021/3/5 18:18:47]

二審中，湖南省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審法院的裁判觀點予以肯定，進而認定本案中上訴人陶某與被上訴人彭某所形成的債務系無效民事行為所形成的債務。

就譚天與覃冬源之間就“π幣”達成的買賣合同法律關系是否有效的問題：

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法院運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電子證據司法認定:近日，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法院運用司法區塊鏈技術驗證電子證據真偽，為吉林地區基層法院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到電子證據司法認定工作提供了實踐經驗。據悉，吉林市船營區人民法院是吉林地區電子證據平臺試點法院，該電子證據平臺是為當事人的電子證據和電子法院審判建立的專屬數據通道，主要包括互聯網版權、電子合同和電子證據核驗等三大應用場景，能夠有效解決電子證據易刪除、易篡改、不留痕等特點導致存證難、取證難的問題和法院判定電子證據有效性的問題，通過該平臺法官可省略對取證程序可靠性的檢驗，實現了庭審效率、審判質效雙提升。（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公眾號）[2020/10/10]

一審法院海口市美蘭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94公告》，本案中雙方交易的標的物π幣，非我國規定的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當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標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該標的物的交易行為亦不受法律保護。因此，譚天與覃冬源之間就“π幣”達成的買賣合同法律關系應認定為無效。

聲音 | 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司法區塊鏈平臺推動了互聯網行為規范化:據新京報報道，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杜前接受媒體采訪稱，自今年6月，杭州互聯網法院首次確立了區塊鏈電子存證的法律審查規則，9月建立了司法區塊鏈平臺。9月18日上線運行以來，杭州互聯網法院司法區塊鏈平臺存證量突破1200萬條，通過司法區塊鏈平臺前置調解糾紛191件，正式立案88件，解決了電子數據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存儲、傳播、使用，特別是生成端的可信問題，以共建共享共治理念推動了互聯網行為規范化。[2018/12/28]

二審中，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同一審法院的認定思路，依據《94公告》的相關規定，π幣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不能進行發行融資，不能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公民交易虛擬貨幣的行為雖系個人自由，但該行為在我國不受法律保護，交易造成的后果和引發的風險應由投資者自行承擔。

動態 | 美國代理司法部長卷入加密騙局丑聞:據coindoo報道，被特朗普任命的美國代理司法部長Matthew Whitaker陷入了加密騙局，他據稱與一家被指控欺騙客戶數百萬美元的公司有關。這家公司推出了加密相關產品Time Travel X，涉嫌騙取客戶投資。Mathew Whitaker曾在該公司的顧問委員會任職。[2018/11/16]

二、存在的問題

虛擬貨幣的個人持有及合法流轉是否受法律保護

事實上，《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與《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雖否定了虛擬貨幣的法定貨幣屬性，但并沒有否定私人間的虛擬貨幣持有及合法流轉行為，兩文件的主要意圖在于提供公眾警惕投資風險。然而上述兩個案例中，法院均未對私人間的買賣行為與非法發行代幣、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集資等違法行為相區分，而是將其視為一種不合法的物對其買賣行為予以全面禁止。

二審抗辯中，兩個案件的上訴人均表示：文件規范的情形是“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本案屬于雙方當事人自愿進行的自擔風險的虛擬貨幣交易行為，不屬于文件限制的行為，且并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然二審法院對此均并未做出正面答復。

法律援引的位階問題

在法律援引上，《合同法解釋》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

然而不只在上述兩個案件中，諸多法院均是通過援引《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

兩部門規范性文件進而認定合同無效。然兩規范性文件僅屬于部門規章，并不屬于《合同法》意義上的法律、行政法規，因此，法院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款“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而認定合同無效在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

針對這一問題，湖南省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做出了含糊的回應，稱“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等法律法規所制訂，具有合法的法律淵源。”但并未進行正面答復。

以上問題從側面反映出目前司法實踐中的共性問題，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法規指引，加大了司法實踐的不確定性，不利于公眾利益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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