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歐洲史：幣制改革促發原因是什么？又為什么會產生饑荒危機？_CHI

792/793年的幣制改革是查理曼時期最重要的一次幣制改革，也是學界給予極高評價的一次改革。

這場改革是強有力且全方位的，它以貨幣的標準化和造幣權力的集中化為目標，對貨幣制度及相關措施進行了改進、規范和創新。絕大多數措施得到了很好地執行，成功地在較短時間內結束了過去多種貨幣同時流通的混亂局面，并為之后加洛林國王和中世紀西歐君主提供了良好的標準和范例。

改革的促發因素

關于促發幣制改革的具體原因，學術界當前并未達成一致意見：消除貶值貨幣、統一貨幣規范、便利貨幣兌換和計算被認為是查理曼繼續改革的重要原因，這些觀點一定程度上符合當時加洛林王國的統一需要，也切合查理曼的治國路線，但幣制改革最終于792/793年發起必然有其歷史契機，而不僅僅是依靠以上愿望的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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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793年發生的三件大事：王國境內發生大饑荒、修建連接萊茵河和多瑙河支流的大運河，以及駝背丕平為首發起的地方叛亂，都有可能是促發這次改革的直接原因。

緩解饑荒危機

據文獻記載，加洛林王朝在792年~793年遭遇了饑荒，這次饑荒相當嚴重，且饑荒的泛濫也導致了谷物價格的上漲。為緩解波及全國的大饑荒以及糧食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查理曼很可能去尋求額外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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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改革有利于財政收入的增加。中世紀和早期的現代造幣合同通常規定了造幣收益，即制造一批硬幣時統治者應得的利潤、金條的價格、造幣者的工資和雇主應得的金額。每種產品的利潤都是固定的，只有大量生產，統治者和造幣者才能變得更加富有。丕平三世754/755年敕令中的一項法令展示了這種分配方式：一個貨幣制造者有權獲得用于造幣的22個索里達中的1個。到查理曼時期，王室造幣場很可能延續這種政策而收取類似的費用，以增加財政稅收。同時，貨幣改革也意味著新幣替換舊幣，當不同幣值進行兌換時，舊幣通常很難兌換到等價的新幣。斯坦尼斯拉夫·蘇霍多爾斯基就提出，在查理曼的改革之后，新銀幣與改革前的硬幣以高于其內在價值的比率交換，其中的差額歸中央財政所有，這可能為國王提供了另一個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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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繼前一年的饑荒之后，查理曼于794年在法蘭克福大會上采取全面而嚴厲的措施，引入新的計量單位、重量和貨幣，根據新的莫迪烏斯烏斯確定谷物和面包的最高價格，并以國家名義以較低價格賣給窮人，同時要求教會為窮人提供幫助，要求教堂和修道院為饑荒結束而祈禱。794年在法蘭克福發布的這一最高教會權威決議不僅證明了加洛林宮廷對大饑荒后對民眾的道德關懷和經濟支持，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推行貨幣改革時遇到了較大的困難。這場貨幣改革最終使德涅爾幣重量增加約30%，貨幣購買力也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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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查理曼在這一時期進行貨幣改革，很可能有增加財政稅收、提升民眾購買力以緩解民眾饑荒壓力的目的。可以佐證這一觀點的例證是，在同一時期麥西亞王國也遭遇了嚴重饑荒，其統治者奧法與查理曼一樣對貨幣及度量衡采取了較大程度的改革。修建運河促使幣制改革的另一個壓力可能源于793年查理曼嘗試修建一條連接萊茵河和多瑙河支流的運河。

據編年史記載，這條運河原計劃長2000步，寬300英尺，可能是由于天氣原因以及科技水平不足，文獻資料及地理考古發現均表明這一計劃以失敗告終。在當年秋天結束時，這一工程沒有達到它的既定目標，最終僅修造了一條寬度約5~6米、深度為60~80厘米的窄而淺的運河。

這樣一項可能由6000人在幾個月內完成的項目需要極其充分的后勤準備，因為它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工人的體力勞動和大量資源。此外，這次修建也必須為特殊設備和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支付金錢，因為現代研究表明，這條人工運河的建設在當時實際具有著相當高的水準。在這樣巨大的財政壓力下，推行幣制改革可以被視為這個非凡項目提供額外財政資源的一種手段。

宣傳：對叛亂的回應

除了社會危機和財政方面的原因之外，查理曼在792/793年進行貨幣改革可能還有很強的動機。駝背丕平的叛亂在法蘭克王國中心地帶得到部分貴族的支持，可以看作是查理曼作為法蘭克人領袖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的表現。而新的幣制改革，將印有查理曼名字的新硬幣廣泛引入，很可能是對這種感知到的合法性危機的宣傳性回應。查理曼在當時的頭銜全稱包含有“倫巴德國王和羅馬貴族”，然而在792/793的形勢下，“法蘭克國王”的頭銜似乎更重要，而新硬幣頭銜名稱也突出了這一點。

查理曼對新硬幣的圖案設計一定滲透有其意圖，硬幣使用者——如公證人旺達爾加里烏斯收到了皇家信息——他們可以看到新德涅爾幣被看作皇家權威的象征與查理曼的印章一起被描繪于法律書籍上，而該法律書籍將會為查理曼的統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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