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電子貨幣迅速發展，對傳統貨幣有何影響，對我們有何影響？_GDPGDP幣

隨著社會進程的持續前進，金融科技、網絡技術等不斷取得新突破，貨幣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電子貨幣這種最新的貨幣形態，并且電子貨幣的發展逐漸呈現出不可逆轉的取代傳統貨幣形態的態勢。

由傳統的貨幣理論，我們可以得知，貨幣供給量受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兩大因素影響，其中基礎貨幣對央行來說是一個可以直接操控的外生變量。但電子貨幣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影響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因素變得更加復雜，從而增強了基礎貨幣的內生性。

電子貨幣改變了貨幣形態，降低了現金需求。電子貨幣作為新型的貨幣形式，其誕生是自中世紀時期法幣對鑄幣的替代以來發生的第二次帶有標志性的貨幣形式的變革。

電子貨幣發行機構Monerium：歐洲“已擁有數字歐元“:Consensys支持的電子貨幣發行機構Monerium認為，實現數字歐元的途徑比歐洲央行建議的要簡單。10月13日，該金融科技公司針對歐洲央行最近關于數字歐元的公開咨詢發布了一份回應。Monerium認為，歐洲需要做的就是認識到它已經擁有了“一種經過驗證的數字歐元”。2000年，歐盟委員會將電子貨幣描述為“現金的數字替代品”，并發布了一項指令，將其定義為“技術中立”，“硬幣和紙幣的電子替代品”。根據這一框架，Monerium聲稱：“要讓電子貨幣具有與實物貨幣相當的地位，歐洲央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讓電子貨幣發行者可以獲得歐洲央行的儲備。”

據悉，2019年夏天，Monerium獲得冰島監管機構許可，這是歐洲經濟區電子貨幣服務新歐洲監管框架的一部分。它使用以太坊區塊鏈提供法幣支付服務，后來與Algorand達成合作。（Cointelegraph）[2020/10/14]

以1985年中國銀行發行的第一張銀行卡為標志，中國開始邁進以銀行卡為代表的電子貨幣時期，隨著網絡銀行、手機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現，我國又逐漸進入了以第三方支付為代表的電子支付時代。

英國電子貨幣機構Guavapay成為RippleNet成員:Guavapay最近宣布正式成為Ripple全球支付網絡RippleNet的成員，以擴大其國際覆蓋范圍。利用RippleNet，客戶可以立即、可靠和經濟高效地發送和接收資金。

據悉，Guavapay Limited是一家位于英國的電子貨幣機構，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監管。Guavapay專門從事跨境現金和數字支付，以滿足客戶的國際轉賬需求。[2020/10/4]

近年來，得益于電子設備的普及、網絡經濟的發展以及電子貨幣相比傳統貨幣交易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等優點，電子支付的交易份額急速增長，且正逐漸替代現金支付成為個人支付市場的主流。

火幣研究院研究員：目前的電子貨幣或完全被央行數字貨幣取代:火幣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康律之表示，從目前的研究發展來看，如果中央銀行數字貨幣逐步取代現有的貨幣，央行將會行使更多的貨幣相關權利和義務，傳統金融在基礎設施的結構上可能出現重大變革。商業銀行未來的角色可能發生重大改變，金融體系更加扁平化，充滿了機遇和挑戰。目前的電子貨幣可能會完全被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所取代。（科技日報）[2020/9/24]

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第3季度全國銀行共辦理非現金支付業務4897.60億筆，同比增長54.80%。wind數據庫數據顯示，過去20年，中國的流通中現金M0占GDP的比重由13.15%下降到7.96%。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近二十年前已預言會出現匿名電子貨幣:據推特用戶發布的相關視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已故）在1999年接受采訪時表示，將來在互聯網中會出現一種可靠地E-Cash（電子貨幣），人們用它來傳輸資金，比如將資金從A傳到B，此時A不知道B，B也不知道A。這種貨幣也有其壞處，不法分子以及其它從事非法活動的人更容易從以他們的活動。[2018/6/4]

電子貨幣在消費、金融、個人應用等領域的滲透，對線上、線下場景的充分布局，實現了對現金支付功能的全覆蓋，極大地減少了人們對現金的需求。電子貨幣改變了交易的支付方式，改變了我國商業銀行準備金的持有數量。

隨著電子貨幣的迅猛發展，商業銀行已經不再是人們傳統概念中的儲蓄所和資金池。

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第3季度銀行共處理電子支付業務594.64億筆，金額612.90萬億元，同比分別下降23.92%和3.33%，而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業務131911.87億筆，金額63.99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7.01%和23.04%。

電子貨幣的發展對商業銀行在支付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形成威脅，進一步影響了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的持有數量。電子貨幣通過對流通中現金和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的作用影響了基礎貨幣供應量，從而削弱了央行通過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實現貨幣政策調控的能力。

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現金和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組成，基礎貨幣作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源頭，對貨幣供給總量的形成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具有關鍵作用。

貨幣學派認為，貨幣當局能借助對基礎貨幣的操控進而控制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實際經濟變量。

中央銀行使用公開市場業務、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調節經濟時，也都需要借助基礎貨幣里的準備金充當媒介。

隨著我國通信技術和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電子貨幣對流通中的現金和銀行存款準備金持有數量的影響日益深遠，使作用于基礎貨幣供應量的相關因素變得更為復雜，這必然會使得央行更難實現對基礎貨幣的控制，從而進一步削弱央行操控貨幣供給量的能力，對央行貨幣供應量這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效性產生沖擊。

作為金融和科技發展互相融合的結果，電子貨幣的出現是貨幣形式一次巨大的革新。電子支付是現代社會主流的支付手段，沖擊了傳統貨幣的支付和使用途徑。

根據傳統的貨幣理論，央行通過發行基礎貨幣，經過商業銀行存款派生過程來調節貨幣供給。

在影響貨幣供給量的兩大因素中，基礎貨幣對央行而言，相當于能夠直接操控的外生變量，中央銀行，但電子貨幣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影響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因素變得更加復雜，從而加大了基礎貨幣的內生性，也使央行控制基礎貨幣的難度升。

對于電子貨幣認知不斷加深，對我們的好處不外乎以下兩點：

有利于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電子貨幣的不斷發展，它對流通中現金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的改變日益深遠，使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因素更為復雜，這必然會加大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的難度，削弱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給的能力。

有利于促進電子貨幣健康發展，并應對電子貨幣帶來的沖擊。由于電子貨幣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時間不長，相關監管體系尚不健全，其發展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帶來的各種問題也給國內的金融體系帶來了很多未知的風險，影響到央行對整體經濟的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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