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D:吳曉波：為商業編織“意義之網”_比特幣

今年是馬克斯·韋伯逝世99周年。1920年6月14日，這位偉大思想家在慕尼黑靜靜離世。他與卡爾·馬克思、埃米爾·涂爾干被后世公認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今天，吳老師專門用一篇文章來緬懷這位偉大的思想家。

職業責任這一獨特觀念，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倫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義上，也是根本基礎。它是個人對其職業的內容應當感覺的、而且確實感覺著的義務。

——馬克斯·韋伯

文/吳曉波

當卡爾·馬克思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埋頭創作《資本論》的時候，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起碼也有超過一千顆聰明的腦袋在思考同樣的問題。

根據考證，“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就是在《共產黨宣言》誕生的1848年前后被發明出來的，它如同一個巨型魔鬼，抹殺了全部的舊生產關系和勞動力模型，把每一個人、家庭和國家投擲到動蕩而急速的大漩渦中。

馬克斯·韋伯出生于1864年，到他去世的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也就是說，他的一生目睹了歐洲如何被機器改造得空前繁榮，然后，又被武器摧毀為一地廢墟的全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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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人們自發地分為兩大陣營——左翼和右翼，他們的內部又各有流派，最極端和激進的那部分人，都信仰流血和暴力。

韋伯棲居在德國南部一個叫海德堡的小城市，那里有一所小巧的大學——海德堡大學，卻是歐洲自由主義思潮的大本營，知識分子們著書立說，試圖以啟蒙和改革反制權力，以理性和科學抗衡統治。

馬克斯·韋伯正是海德堡大學的象征人物，而他著述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確立了現代商業文明在倫理上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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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卡爾·馬克思一樣，馬克斯·韋伯也出生于一個律師家庭，不過他的父親老韋伯有一家紡織工廠，家境更為富足。韋伯從小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25歲時，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德國天才們的命運往往都不太順利，比如舒曼、尼采，都要與大腦中的魔鬼做斗爭，韋伯也一樣。韋伯的家族有遺傳性的精神疾病，在他32歲的時候曾經精神崩潰，無法閱讀、寫作甚至與人正常交談。這個曾經的工作狂，只能整日坐在窗前，擺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樹梢。

海德堡大學歷史上有很多從事抽象思考、而日常生活也非常“抽象”的人文學者，比如黑格爾、費爾巴哈、雅斯貝爾斯等等，不過，與他們相比，馬克斯·韋伯則要顯得更為入世。他曾經競選過民主黨議員、一戰時期在預備役醫院服役，還作為德國代表團的一員，參加了凡爾賽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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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9月，韋伯和好友一起遠赴美國，參加在圣路易斯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其間，對北美的城市、商業和工廠，進行了近四個月的考察。正是這些參與和近距離的觀察，為他創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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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創作動機，是試圖回答一個非常尖銳、到今天仍然極富挑戰性的問題：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根本動力，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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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耕時期，各大文明對商業的立場幾乎均是消極的。柏拉圖批評商人說：“一有機會贏利，他們就會設法牟取暴利。這就是各種商業和小販名聲不好，被社會輕視的原因。”《圣經》認為商人上天堂比駱駝鉆針孔還要難，中國的儒家倫理更是徹底的賤商主義，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19世紀中后期的資本主義運動，讓商業成為改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韋伯出身于紡織工業世家，在他盛年之際，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工業國，越來越多的人把一生投注于工商事業，那么，關于存在價值的拷問便顯得無比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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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終生好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近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獲利欲”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動力。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是一個普遍的共識，甚至被看成是柏拉圖以來的一個基礎性共識。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發表于桑巴特著作的三年后，也是他從北美游歷歸來之后。好友的結論以及在美國的實地考察，應該是韋伯創作的一個現實背景。

在這本并不厚的、論文級的作品中，韋伯通過繁瑣的論證，提出了三個原則性的觀點：

其一，正當性的終極認同。

馬克斯·韋伯將“人被賺錢動機所左右，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經濟上獲利不再從屬于人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視為資本主義的一條首要原則。

他引用美國思想家富蘭克林——他同時是一位企業家和家——的觀點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這從根本上認同了企業家職業的正當性和獨立性。

其二，內心信仰的驅動。

韋伯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義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這些精神，也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但不會產生完整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所以，以信仰基督教為主的現代最發達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等，皆為新教占主流的國家，而傳統天主教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論經濟實力與影響力，只能算二流國家。

在韋伯看來，蓋因天主教信徒重來世，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新教信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一些；天主教這一點類似于佛教。另一個結論是新教信徒比天主教信徒更重享樂一些，也更世俗一點，這樣就能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

其三，理性主義與法治精神。

韋伯從西方希臘理性主義的思想淵源，推導出資本主義產生的必然性：精確的計算和擁有技術上的基礎。這進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學特有的數學及實驗的精確理性的自然科學、法律與理性的結構所帶來的可估量的技術性勞動手段與程序規則。那種具有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人，他們都具有自我約束性——理性的計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則。

03

馬克斯·韋伯是受馬克思主義思潮沖擊的第一批歐洲知識分子，他曾說，現在的讀書人是否誠實，只要看他對兩個人的態度，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尼采。

正是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韋伯另辟蹊徑，對現代商業文明的根本動力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詮釋，如果說馬克思是摧毀性的，那么，韋伯則帶有明顯的建設性特征。

他認為資本主義并不是對財富的貪欲，反而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者至少一種理性的緩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懇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職業精神和紀律，并不是為了單純糊口或熱愛金錢，而是內心信仰使然。

可以說，當韋伯在海德堡大學的書房創作此書的時候，世界各地已經出現一些企業家，他們以比父輩快數百倍的速度積累了巨額的財富，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內心正經受著存在價值的拷問。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是馬克斯·韋伯的同時代人，他出生于蘇格蘭的一個新教徒家庭，少年時移民美國，從當電報公司的信差起步，組建自己的公司，在短短幾十年里，創建全球最大的鋼鐵公司，1901年，卡內基把公司出售，得5億美元，成為全美首富。

就在這個時刻，卡內基發生了內心的焦慮：我憑什么能賺到這么多的財富，而這些財富對于我的人生又意味著什么？

卡內基最終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來賺錢的，所以，我要把榮光歸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內基成立慈善基金，成為美國歷史上捐贈建設圖書館最多的人。在“鋼鐵大王”的名號之外，又有了“美國慈善事業之父”的稱譽。

沒有史料顯示，作為新教徒的卡內基讀到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過，他的實踐卻無意中印證了韋伯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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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次被翻譯進中國，是在1985年，韋伯寫作此書的整整80年后。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正被集體地卷入一場激蕩的改革開放運動，商業及企業家成為時代新的主角，傳統的價值觀體系瀕臨崩潰。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們，都跟當年的卡內基一樣，面臨內心的意義拷問。

有意思的是，韋伯還寫過一本與中國有關的書——《儒教與道教》。在書中，韋伯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推動。他斷言，無論是儒家或道家，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系，它們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

他進而告誡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導致其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因此，只能走其他道路。此外，他認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是中國沉悶的機構設置和錯誤的政策，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中國的經濟就能騰飛。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業的中國人讀韋伯的著作，既會有一種隔膜感，同時也會有一種切膚的親近感。他在書中得出的很多結論，未必完全適合中國，但是，他提出的問題，以及分析問題的路徑和方法論，卻為我們尋找答案指出了某一個方向。

馬克斯·韋伯嘗言，“人類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顯然，他是這張大網的編織者之一，我們懸掛其上，同時也在參與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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