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從特區幣到數字貨幣 深圳38年發幣往事_LEASH

又是深圳，又是貨幣，又是對外貿易。但是38年的時空轉換，當年深圳特區幣的夭折命運已不會降臨到即將在深圳發行的數字貨幣身上。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正式發布，《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白紙黑字，中國中央、國務院的戰略決策，經過5年的深思熟慮。

此消息已在金融、區塊鏈、外貿等產業快速討論開來。從38年前深圳提出發行“深圳元”這種特區幣，到現在的數字貨幣試點，深圳在中國的金融地位已經發生變化。

夭折的深圳元

1980年8月，深圳正式設立經濟特區。但剛成立時，深圳的貨幣體系出現了紊亂：中國大陸地區于1980年4月另外發行與人民幣等值的外匯券。外匯券只限境外人士使用，并可用于指定商店，售買中國大陸一般很難買到的商品。同時，香港商品不斷流入深圳，香港人到深圳消費以至購買房產等皆多用港元，到深圳投資的港商亦多以港元發工資，深圳流通的港元隨之不斷增加，形成深圳同時有人民幣、外匯券、港元三種貨幣流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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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港元可在深圳買到很多用人民幣買不到的商品，又可以到香港沙頭角邊界購買各種名貴貨物，因此港元在深圳備受青睞，人民幣和外匯券則受到排擠。例如，當時的黑市兌匯市場，最高可以100港元兌換55元人民幣，較外匯牌價高出19.6元。

1979年至1982年期間，深圳人多有儲藏港元。據1982年國務院的《當前試辦經濟特區工作中若干問題的紀要》估計，深圳居民持有的港元有1億元以上。

1981年春，時任廣東省副省長、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首先正式提出發行特區貨幣。同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提出該項建議。7月中，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批示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研究在深圳發行特區貨幣的方案。至該年11月末，深圳提交的《關于盡快研究發行特區貨幣及批準外資銀行來深圳經濟特區設置分支機構的報告》中表示當年區內共有約800萬港元流通，約占貨幣流通量十分之一，如不盡早研究發行深圳貨幣，港元的流通范圍可能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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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初，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尚明為首的小組到深圳進行調查，4月小組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認為貨幣問題關系重大，也涉及深圳經濟特區的定位及與中央的關系的問題，因此不宜倉促行事。該報告同時表示不發行特區貨幣不會對吸引外資造成障礙。該年末，國務院曾召開兩次相關會議，會上多數人贊成發行特區貨幣。

報告：數字營銷將成為Web3的下一個主要用例:金色財經報道，7月25日，Web3營銷分析公司Safary發布了一份題為《2023年Web3增長形勢》的綜合報告。報告指出，2010年代是數字營銷的黃金時代，Web2營銷公司從2011年的150家增長到2023年的11000家。然而，在過去的三年里，數字營銷的環境已變得更加注重隱私。因此，營銷人員可能也需要改變策略，擁抱Web3技術。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近200家公司已經在\"深入思考\"新的數字媒體格局，其中71家公司已合計融資6億美元。[2023/7/27 16:01:52]

1983年1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部門組成調查組到深圳、珠海研究貨幣問題。其中廣東省、深圳市、招商局主張發行，珠海市要求不迫切，港澳工委不主張發行。調查組同月向廣東省省委領導表示贊成發行特區貨幣，以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宣布成立“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該小組基本上肯定了發行特區貨幣的方向，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發行。

薩爾瓦多經濟部長提交法案以啟動發行比特幣火山債券:金色財經報道，薩爾瓦多經濟部長 Maria Luisa Hayem Brevé 向該國立法議會提交了一份數字資產發行法案，為推出其比特幣支持的“火山”債券鋪平了道路。去年薩爾瓦多表示，計劃在聯合比特幣側鏈Liquid Network上發行10億美元債券，債券的發行分為 5 億美元直接分配給比特幣和等額投資建設該地區的能源和比特幣采礦基礎設施。[2022/11/24 8:03:02]

1984年港元在深圳流通至頂峰，黑市兌換價升至100港元兌63元人民幣，較官方牌價高出30多元，同時港元和外匯券占社會商品零售額70.5%，人民幣跌幅厲害，令中央及廣東省政府擔心人民幣受沖擊。該年1月，深圳市委及市政府再次向省和中央提出發行特區貨幣的要求。2月，鄧小平提出可以在深圳、廈門發行特區貨幣。不久研究小組經過調求意見后向深圳市提出了貨幣方案，包括匯率、與人民幣關系、中央提供外匯支持的金額等內容。該年8月，國務院會議同意發行深圳特區貨幣，切斷人民幣在深圳經濟特區內流通。10月，深圳向廣東及中央提交《關于如何發行好特區貨幣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具體的方案，并闡明特區貨幣與人民幣的關系。同月貨幣小組向中共中央局匯報三個方案，即讓港幣流通、讓外匯券流通、發行特區貨幣并可于香港回歸后在香港流通三種選擇。中央局支持了發行特區貨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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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貨幣小組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出特區貨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采用獨立匯價，與包括美元、日元、港元、英鎊的一籃子貨幣作浮動匯率，以人民幣為依據，而不與任何國際貨幣直接掛勾。該報告同時提出發行時間為1985年10月1日。

深圳特區幣的發行已經箭在弦上。

于1984年至1985年發行深圳特區貨幣之議最為熱烈之時，中國人民銀行為首的貨幣小組已就發行貨幣做好準備。1984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深圳輕工業區買下兩幢大樓作為“深圳光華印鈔造幣公司”廠房，并已開始為造紙廠征地。1985年1月，貨幣小組提交的報告中提出深圳特區貨幣紙幣以黃帝為像，硬幣采用飛禽圖。同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將樣票設計送交中央政府批準。紙幣面額分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5種，圖景選用的是黃帝像；硬幣面額分1分、2分、5分、1角、5角、1元6種，圖景用的是飛禽圖。198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深圳檢查工作時說：“‘特區貨幣’的票樣選用黃帝的頭像，有利于團結廣大港、澳、臺、僑同胞，也有利于對外經濟的開展。”

但就在這個時刻，1985年7、8月間，鄧小平再度對特區幣做出指示，他說：深圳的發展很快，但畢竟是個實驗，還有些未解決的問題，例如貨幣問題，引進技術和出口創匯還不理想。但建設特區才三年多，再花三年時間，這些問題會得到解決。

于是，深圳的特區幣最終沒有發行。

數字貨幣板上釘釘

雖然特區幣最終“胎死腹中”，但1985年11月，深圳經濟特區外匯調劑中心成立。1985年12月12日，中心辦理第一筆外匯交易，成交100萬美元。外匯調劑中心是企事業單位相互間進行額度買賣和借貸的最原始的外匯市場，深圳設立特區的外匯調劑中心，某種程度充當了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功能。

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可通過銀行結售匯體系進行后，境內機構的外匯買賣絕大部分均通過銀行結售匯體系辦理。銀行結售匯體系運行已基本成熟，可以滿足市場主體及結售匯企業的業務需求。因此，1998年12月1日起，央行、外管局聯合下文取消了各地的外匯調劑中心。

又過了18年，2016年1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人民銀行、花旗銀行和德勤公司的數字貨幣研究專家分別就數字貨幣發行的總體框架、貨幣演進中的國家數字貨幣、國家發行的加密貨幣等專題進行了研討和交流。時任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會議，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主持會議。

會議確定了一個基調：“在我國當前經濟新常態下，探索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發行數字貨幣可以降低傳統紙幣發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減少洗錢、逃漏稅等違法犯罪行為，提升央行對貨幣供給和貨幣流通的控制力，更好地支持經濟和社會發展，助力普惠金融的全面實現。未來，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的建立還有助于我國建設全新的金融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我國支付體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接下來的發展關心這個領域的都知道了。央行積極投入數字貨幣的研發，近兩個月研發速度已經明顯加快。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透露了目前研發的進展：“目前我們是屬于一個賽馬狀態，幾家指定運營機構采取不同的技術路線做DC/EP的研發，誰的路線好，誰最終會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場接受，誰就最終會跑贏比賽。所以這是市場競爭選優的過程。”

從時空背景來觀察，正在研發的數字貨幣已不會像特區幣那樣胎死腹中。

特區幣的時代訴求是抵御港幣的強勢，而數字貨幣的訴求是推動產業升級、人民幣國際化。前者是防守、后者是進攻；前者是不得已而為之、后者是時代之需要；前者不利于人民幣在國際的聲譽、后者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前者不做，可以通過人民幣強大化解，后者不做會則會因為其他國家主權數字貨幣崛起而問題累積；前者是權宜之計，后者是戰略大計……

總之，在深圳試點數字貨幣的剛需程度遠勝當年的特區幣。

如果當年特區幣發行，將完全改變深圳乃至其他特區的現狀，假設特區幣成功，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橋梁，特區幣甚至成為區域內的硬通貨；但假設失敗，深圳經濟特區發展也可能嚴重受阻，對外沒有打出去，對內成為深圳和內地聯系的障礙。

歷史沒有如果，站在2019年，央行在深圳的數字貨幣試點，也將成為歷史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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