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楊東：對Facebook Libra監管的三點建議_加密貨幣

科技巨頭Facebook聯合合作伙伴發布的全球加密貨幣項目天秤幣引發各界熱議，多數討論過多地著眼于發散性的宏觀構想，卻脫鉤于金融邏輯和監管現實，具備可行性的監管應對措施自然也就難以生成，就此需要基于加密貨幣市場現實提出可行的監管建議。我國用戶參與Libra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使用法幣資金購買Libra；第二，向Libra協會繳納資金成為驗證節點。前者主要面對零售用戶，后者面對企業，前者潛在的風險更高。

金融管制使我國銀行賬戶資金的跨國流轉受到嚴格限制，但在區塊鏈系統中，銀行轉賬的過程可以在一國內完成，跨國轉賬由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完成，該路徑利用相較于銀行審查更為松散的互聯網信息審查規避金融管制。

楊東：法律、監管可能是區塊鏈未來的一個應用場景:中國人大教授楊東今日在第二屆區塊鏈新金融高峰論壇上表示，法律、監管可能是區塊鏈未來的一個應用場景；相比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區塊鏈技術對于監管來說更為核心，是一項支撐性技術。對于最近落實的歐洲GDPR法案，他認為區塊鏈技術和GDPR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沖突，一旦上鏈，“被遺忘權”不能被很好地落實。他還認為，數字貨幣的證券屬性是監管的深水區，其中項目本身的合規性、落地過程中的操作準則，都是對允許ICO國家的監管難題。[2018/6/6]

對于Libra等加密貨幣可供參考的監管手段

楊東：區塊鏈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眾籌模式使食品安全更加靠譜:5月17日，2018首屆中國區塊鏈食品安全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在演講中表示，眾籌是金融制度，區塊鏈是技術基礎，Token是共享權益。區塊鏈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眾籌模式是通過眾籌機制和“共智共享·共信共行”機制使得食品安全更加靠譜。技術和大眾點評式的眾籌機制真正能夠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2018/5/19]

科技巨頭背書、社會廣泛關注的Libra刺激了不法分子進行欺詐行為，因此監管部門有必要依托權威渠道向社會傳達客觀事實、引導社會輿論，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人大教授楊東：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時機成熟了:據金色財經前方記者報道，在今日韓國TokenSky區塊鏈大會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認為法定數字貨幣發行的時機應該成熟了。[2018/3/14]

懲治違法行為與加強投資者教育。目前，各類微信社群、微博、知識星球等網絡媒體渠道，充斥著大量的提供加密貨幣交易信息、誘導投資者的行為。網絡監管部門可聯合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摸排可能存在的非法行為，在把握行政手段比例原則的基礎上要求其整改或者關停。有些國家將數字資產主要置于證券法律監管之下，在監管部門網站上多次發布有關不當宣傳加密貨幣言論、未經許可發行加密貨幣的處罰案例，而且處罰極其嚴格，對社會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我國應該加強對于加密貨幣、數字資產的權威理性分析。

楊東：應建立數字貨幣投資者保護教育基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東今晚在“3點鐘區塊鏈社群”表示，加強區塊鏈應用行業和數字貨幣的投資者教育工作，首先要完善區塊鏈應用行業和數字貨幣投資者教育的制度建設；第二、需要建設區塊鏈應用行業和數字貨幣的投資者保護教育基金、基地；第三、針對區塊鏈金融業態，還需要教育普通民眾關于區塊鏈及其法律風險、風險防范等基本常識，尤其是教育相關自我保護措施、爭議解決措施。第四、加強專業投資者教育；第五、發動社會廣泛參與投資者教育。[2018/3/7]

以交易平臺為抓手傳遞監管效果

交易平臺是目前整個加密貨幣交易的關鍵和龍頭，幾乎把持著加密貨幣全產業的話語權，規制好交易平臺能夠有效地向加密貨幣市場參與者傳遞監管政策效果，但在具體的監管操作層面應把握對社會的影響和執行的難易。

比例原則下監管頭部交易平臺。加密貨幣市場一度遭遇重挫，大量的國內投資者基于政策恐慌拋售加密貨幣。由于監管政策落地后還存在大量加密貨幣投資渠道，境外資本利用此前恐慌性殺跌獲取的籌碼再度大幅拉升加密貨幣價格，國內投資者跟風涌入再次誘發了市場風險。對于頭部交易平臺，暫時不宜重拳出擊絕不意味著聽之任之，而是在內部溝通中提出嚴格的監管要求。有關交易平臺的監管政策方面還需進一步抓嚴抓實。

嚴格中小交易平臺監管執法。大量中小交易平臺的運營方人數少且專業程度極低，不法分子將投資者的本金視為目標，涉及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對這些交易平臺的監管無需另立監管規則，當前的監管政策和刑事法律完全足以將其納入監管，盡快梳理典型案例打擊猖獗的違法行為，也是給頭部交易平臺敲響警鐘。

完善并執行《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網信辦出臺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對于我國區塊鏈技術賦能實體和規范市場秩序有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規定》主要規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信息服務的行為，即規制的是區塊鏈的“鏈上信息”，這與區塊鏈的技術實現相符。但與區塊鏈有關的違法犯罪行為幾乎都是通過互聯網、自媒體等“鏈下信息”實現，因此《規定》對國內區塊鏈技術運用的摸查存在一定的方向偏差，不僅可能無法了解市場的真實情況，還面臨規則過于嚴厲不利于技術發展之攻訐。

部分交易平臺為逃避“信用中介”而承擔的法律責任自稱為“信息中介”。目前的交易平臺幾乎都是信用中介，平臺中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的交易表面上是個人間的自由買賣行為，但實際是交易平臺控制下的經營行為。即使交易平臺僅提供信息服務，但其提供的“鏈下信息”是否應為《規定》所規制，是監管部門應該回應的問題。從法理和投資者保護的視角而言，《規定》當然應當包含對“鏈下信息”服務的規制。

《規定》的完善還需要不斷與實務形成有效溝通。《規定》中由于區塊鏈行業處于發展初期，相關的應用場景與商業模式也仍然在不斷探索之中而存在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選擇以較為概括的方式說明其適用的范圍。在《規定》中，并沒有對區塊鏈信息服務的種類或者具體內容進行界定，而是寬泛的采用了“區塊鏈信息服務”這一表述。從行業發展的階段與現狀來看，應該說這一規定給后續的發展留下了相對較大空間。但是在監管文件較為寬泛的情況之下，監管部門和行業單位的信息交互就必不可少。只有通過兩者不斷的信息交互，才能提供一條較為明晰的監管紅線，從而給予區塊鏈信息服務業正確的方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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