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老雅痞
原文標題:《V 神:加密皈依者所向往的圣地——網絡國家》(What do I think about network states?)
撰文:Vitalik Buterin,以太坊創始人
編譯:DOGE
7 月 4 日,Balaji Srinivasan 發布了他的新書第一版,描述了他對「網絡國家」的看法:圍繞管理社會特定愿景而組織起來的社區,開始時是網上俱樂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變得足夠強大,以尋求自治甚至外交承認。
網絡國家可以被看作是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繼承的一種嘗試。Balaji 反復稱贊《主權個人》是重要的讀物和靈感,但也在關鍵方面偏離了它的思想,在他的新作品中集中了社會關系的許多非個人主義和非貨幣方面,如道德和社區。網絡國家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嘗試,為加密空間勾勒出一個更廣泛的敘事。區塊鏈不是停留在自己的互聯網角落,與更廣泛的世界脫節,而是可以作為組織人類社會方式的核心。
這些都是很高的承諾,網絡國家能夠實現這些承諾嗎?網絡狀態是否真的提供了足夠的好處,值得我們為之興奮?無論網絡國家的優點是什么,將這個想法與區塊鏈和加密貨幣聯系在一起是否真的有意義?另一方面,這種世界觀是否遺漏了什么至關重要的東西?這篇文章代表了我試圖理解這些問題的嘗試:
目錄
什么是網絡狀態?
那么,我們可以建立哪些類型的網絡國家?
Balaji 對網絡國家的論證是什么?
你必須喜歡 Balaji 的學才能喜歡網絡國家嗎?
加密貨幣與網絡國家有什么關系?
我喜歡 Balaji 愿景中的哪些方面?
我對 Balaji 的愿景的哪些方面有異議?
非 Balaji 式的網絡國家
是否有一條中間道路?
Balaji 給出了關于什么是網絡狀態的多個簡短定義。首先,他的定義是一句話:網絡國家是一個具有集體行動能力高度一致的網絡社區,它在世界各地集資開疆拓土,并最終獲得國家的外交承認。這一點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爭議。在網上創建一個新的互聯網社區,一旦它發展得足夠大,會將其實體化,并最終試圖通過談判獲得某種地位。幾乎任何意識形態的人都可以在這個定義下找到他們可以支持的某種形式的網絡國家。但現在,我們用一個較長的句子來討論他的定義:
網絡國家是一個具有道德創新、民族意識、公認的創始人、集體行動能力、個人文明程度、綜合加密貨幣、受社會智能合約限制的合意政府、眾籌物理領土的群島、虛擬資本,以及鏈上人口普查,證明有足夠大的人口、收入和房地產足跡,以獲得一定程度的外交承認。
在這里,這個概念開始變得有主見:我們不只是在談論擁有集體機構并最終試圖在陸地上實現的在線社區的概念,我們是在談論一個特定的 Balajian 對網絡國家應該是什么樣的看法。我們完全有可能支持一般的網絡狀態,但不同意 Balajian 關于網絡狀態應該有什么屬性的觀點。例如,如果你不是一個「加密貨幣皈依者」,你很難理解為什么 「綜合加密貨幣」是網絡狀態概念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最后,Balaji 以更長的形式闡述了這種 Balajian 網絡狀態的概念。
Balaji 在許多章節強調的一個關鍵點是任何成功的新社區都需要道德成分。
Paul Johnson 指出,早期美國的宗教殖民地比其營利性殖民地的成功率更高,在創業社會中,你不是要求人們購買產品(這是一個經濟的、個人主義的推銷),而是加入一個社區(這是一個文化的、集體的推銷)。宗教公社的承諾悖論是這里的關鍵:對其成員要求最多的宗教公社才是最持久的。
Vitalik評美國加密政策:對被定為證券的項目感到遺憾:6月30日消息,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回應如何看待美國的加密貨幣政策方針時表示,非常遺憾Solana和其他項目以這種方式受到打擊。他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如果因此讓以太坊最終獲勝,那不是一種光榮的勝利,從長遠來看可能甚至不是一種勝利。真正的競爭不是其他鏈,而是正在以我們為代價強加給我們的快速擴張的中心化世界。我希望所有的項目在這整個局面中獲得公正的結果。[2023/6/30 22:10:24]
這就是 Balajis 主義與更傳統的新自由主義 - 資本主義的理想,即被打敗的、非的、沒有激情的消費主義的明確分歧之處。與草根自由主義者不同,Balajis 不相信一切都可以「僅僅是一種消費品」。相反,他極大地強調了社會規范對凝聚力的重要性,以及對使某一網絡狀態有別于外部世界的價值觀的字面上的宗教依戀。正如 Balaji 在這個播客所說,目前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對微型國家的嘗試就像「沒有猶太教的猶太復國主義」,這是他們失敗的一個關鍵原因。
事實上,它是 Antonio Garcia Martinez 對 Balajis 早期的主權 - 個人思想的批評的核心,他贊揚了在邁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的頑強精神,他們「也許是非理性的,這是我們的新祖國,這是我們最后的立場」。
這個城市,像任何城市一樣,有外來的敵人,需要抵御外來的攻擊。因此,它需要一個有勇氣和公益心的監護人階層,他們愿意為了公共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物質欲望和愿望。蘇格拉底不認為勇氣和公心可以從開明的自我利益的計算中產生。相反,它們必須植根于 thymos,植根于守護階級對自己和自己城市的公正驕傲,以及他們對威脅它人潛在非理性的憤怒。
按照我的解釋,Balajis 在《網絡國家》中的論點如下:我們不僅需要受經濟利益而且受道德力量約束的集體,但我們不需要堅持我們今天的具體集體,這些集體有很大的缺陷,越來越不能代表人們的價值觀。相反,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創造新的、更好的集體。
Balajis 概述了一些關于網絡狀態的想法,我將把它們濃縮為兩個關鍵方向:生活方式的沉浸和支持技術監管的創新。
Balaji 對生活方式的沉浸的例子是一個圍繞健康組織的網絡狀態。接下來,讓我們做一個例子,它需要一個網絡群島(有物理足跡),但不是一個完整的網絡國家(有外交承認)。
從美國農業部食品金字塔的歷史開始,這個怪胎為全球的企業糖化和肥胖癥的流行提供了掩護。. 在網上組織一個社區,為世界各地的財產進行眾籌,如公寓樓和健身房,也許最終甚至是小巷和小鎮,你可能會采取一種極端的禁糖方法,在邊境上禁止加工食品和糖,從而實施一種「Keto Kosher」。
你可以想象這種創業社會的變種,就像「食肉社區」或「Paleo 人」。這些將是在同一廣泛領域的競爭性創業社會,是對一個主題的迭代。如果成功的話,這樣的社會可能不會止步于糖。它可以為健身和運動設定文化默認值。嚴格來說,這不需要任何外交上的承認,甚至不需要上的自治 -- 從長遠來看,這種可以通過談判為其成員爭取更低的健康保險費用和醫療保障稅。什么是需要自治的?一個醫療創新的自由區怎么樣?
現在讓我們來做舉一個更復雜的例子,這需要一個完整的網絡國家,并得到外交上的承認,這就是醫療主權區,無 FDA 的社會。你以 Henninger 的 FDA 導致的藥物滯后的歷史和 Tabarrok 的 FDA 對所謂的「非標簽」處方的干預的歷史開始你的創業社會。你指出有多少人被它的政策所殺害,并向所有新成員明確說明為什么你的醫療主權事業是正義的......
如果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你們的初創公司會在馬耳他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對新的生物醫學制度的支持下開展工作。如果是在美國境內,你需要一個宣布為生物醫學提供庇護的州長。也就是說,像一個庇護城市宣布它不會執行聯邦移民法一樣,一個生物醫藥的庇護州也不會執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法令。
人們可以為這兩個類別想出更多的例子,我們可以設立一個可以裸體走動的區域,既保證了你這樣做的合法權利,又通過創造一個其他許多人也可以裸體的環境來幫助你感到舒適。或者,你可以設立一個區域,每個人只能穿基本的素色衣服,人們可以為加密貨幣用戶建立一個友好社區,要求每個商店都接受加密貨幣,并要求有 NFT 才能進入該區。
Vitalik Buterin 闡述加密貨幣美好愿景的擴展定義:包括改善擴容、隱私、UX 和加密社交等:12月31日消息,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針對 Paradigm 聯合創始人 Matt Huang 提問的“關于加密貨幣美好愿景的擴展定義是什么”回復稱,改善擴容、改善隱私、改善 UX、對于普通用戶而言更安全的用戶賬戶(非中心化服務)、“支付 +SoV+DeFi”為更多的人提供價值、加密社交起飛、身份和 SIWE(Sign-In with Ethereum)成功、DAO 新組織范式得到更廣泛的采用等。[2022/12/31 22:18:16]
所有這些例子的共同點是擁有一個物理區域的價值,網絡國家的獨特規則在這里得到執行。當然,你可以單獨堅持只在健康的餐館吃飯,并在去那里之前仔細研究每家餐館。但是,有一塊獨有的土地,你可以保證在這塊土地上的任何地方都符合你的標準。當然,你可以游說當地政府收緊健康和安全法規。但是,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有可能與那些有著截然不同的偏好的人發生摩擦,而且你有可能把窮人拒之于經濟之外,一個網絡國家提供了一個溫和的方法。
讀者幾乎會立即注意到這本書的一個奇怪的特點是,它有時感覺像是兩本書:有時,它是一本關于網絡國家概念的書,而有時,它是對 Balajis 理論的闡述。Balajis 的理論在很多方面都相當出眾和有趣。在書的開頭,他用一些花邊新聞引誘讀者。
德國贊助了弗拉基米爾 - 列寧,而紐約的銀行家們則資助托洛茨基煽動俄國革命,華爾街和約翰 - 里德等美國人的宣傳報道都幫助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革命。事實上,里德對蘇聯人非常有用 -- 對革命性質的誤導 -- 以至于他被埋在了克里姆林宮的墻里。令人驚訝的是:俄國革命并非完全由俄國人完成。
擁有《紐約時報》公司的奧克斯 - 蘇茲伯格家族擁有奴隸,但在 1619 年的報道中沒有報道這一事實。
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 - 杜蘭蒂因幫助蘇聯餓死烏克蘭而獲得普利策獎,而在 90 年前,《紐約時報》決定轉而「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你可以在題為「如果新聞是假的,想象一下真實歷史」的章節中找到一堆例子,這些例子看起來雜亂無章,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故意的:目標首先是把讀者從他們現有的世界模型中脫離出來,這樣他們就可以開始下載 Balajis 自己的思想模型。
但很快,Balaji 的例子確實開始指向一些特殊的主題:對《紐約時報》為例美國左派的深惡痛絕,以及對美國右派對自由的熱愛(以比特幣極端主義者為例)與對他們對合作和秩序相結合的贊賞。接下來,我們分析 Balaji 對近代歷史上的調整的概述,最后我們得到了他對當今的核心模型。
紐約時報團隊基本上管理著美國,BTC 團隊(指實際的比特幣極端主義者和一般的美國右派)有一些積極的價值觀,但他們對集體行動和秩序的徹底敵視意味著他們沒有能力建設任何東西。CCP 團隊可以建設,但他們正在建設一個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烏托邦式監控國家。而且這三個團隊都太過民族主義了:他們從自己國家的角度看問題,而忽視或剝削其他所有人。即使這些團隊在理論上是國際主義的,他們其價值觀的具體方式也使他們在世界的一小部分之外不討人喜歡。
在 Balajis 看來,網絡國家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中心」,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選擇。它們結合了 BTC 團隊對自由的熱愛、團隊的道德能量和中心化團隊的組織,并為我們提供了三者的最佳利益,避免了最糟糕的部分。這就是簡而言之的 Balajis 學,它不是試圖用一些抽象的理論來證明網絡國家的合理性。相反,它是一個將網絡國家定位為對世界在當前地點和時間的特定形勢的回應論點。
Balajis 學的許多方面不會讓許多讀者信服,如果你認為「象征性」是一個保護弱勢群體的重要運動,即它基本上只是職業精英的權力意志的一個面具。如果你擔心像烏克蘭這樣的小國困境,他們受到侵略性鄰國的威脅,迫切需要外部支持,那么你不會被 Balajis 的內容所說服。
Vitalik Buterin:加密開發人員將從“加密冬天”中受益:2月22日消息,在面臨包括以太坊在內的所有主要加密貨幣的價格和市值快速下跌的情況下,Vitalik Buterin表達了他對這種情況的看法。Vitalik Buterin聲稱,許多開發商贊成熊市,因為它允許專注于開發技術最先進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會被金融和投機問題分心。V神認為,通過獲得加密社區的適當認可,最可持續和最有效的加密項目可以從“加密冬天”中顯著受益。
Vitalik Buterin 表示,他無法可靠地預測加密行業的未來動態。他考慮了以下兩種主要情況。第一個是“加密貨幣冬天”,長期衰退將影響所有主要加密貨幣的資本化,包括比特幣、以太坊等。(crypto.news)[2022/2/22 10:07:15]
我確實認為,你可以支持網絡國家,同時不同意 Balajis 的一些理由。但首先,我應該解釋一下,為什么我認為 Balajis 覺得他對問題的看法和他對解決方案的看法是相通的。長期以來,Balajis 一直對大致相同的問題充滿熱情;你可以在他 2013 年關于「最終退出」的演講中看到類似的敘述大綱,即通過技術和退出的方法擊敗美國的制度硬化,網絡國家是他提議的解決方案的最新迭代。
談論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有幾個原因。
為了說明網絡國家是保護自由和資本主義的唯一途徑,如果美國或「民主自由秩序」很好,那么就不需要替代方案;我們只需加倍努力進行全球協調和法治。但如果美國正處于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而它的對手正在上升,那么事情就會變得很不一樣。網絡國家可以在一個不自由的世界中保持自由的價值觀,而霸權主義思維則不能。
Balajis 的許多讀者都不在美國,而一個網絡國家的世界本來就是全球分布的 -- 這包括許多對美國持懷疑態度的人。Balajis 本人是印度人,并有一個龐大的印度粉絲群。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許多人認為美國不是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守護者,Balajis 想說明的是,你不一定要親美才是自由主義者。
美國左翼媒體的許多部分對加密貨幣和科技行業都越來越有敵意。Balajis 預計,紐約時報團隊的專制左派部分將敵視網絡國家,但這并不是看大局的唯一方法。如果你確實相信社會正義價值觀、《紐約時報》或美國的重要性作用,怎么辦?如果你重視治理創新,但對有更溫和的看法呢?那么,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
網絡國家作為一種協同戰略,例如,在美國中發生的任何改善平等的事情,只對生活在美國的人口有利。第一修正案并不適用于美國國境之外。許多富裕國家的治理是僵化的,我們需要一些方法來嘗試更多的治理創新。網絡國家可以填補這一空白。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可以主辦網絡國家,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成功的網絡國家甚至可以作為一個政策模式供各國采用。另外,如果共和黨在 2024 年獲勝并確保幾十年在位,或者美國崩潰了怎么辦?你希望有一個替代方案。
退出網絡國家,如果每個人在面臨國內的問題時,第一直覺是逃亡其他國家,那么將沒有人留下來保護和維護國家本身。最終網絡國家所依賴的全球基礎設施將受到影響。
這兩種觀點都與 Balajis 的學有很多不同意見。因此,為了爭論支持或反對 Balajis 的網絡國家,我們最終將不得不談論網絡國家。我自己的觀點對網絡國家是友好的,盡管對網絡國家如何運作有很多注意事項和不同想法。
這里有兩種對接:一種是精神上的對接,即「比特幣成為技術的旗幟」的想法,還有一種是實際對接,即網絡國家可以使用區塊鏈和加密代幣的具體方式。總的來說,我同意這兩個論點 -- 我認為 Balaji 的書可以更明確地闡述它們。
2022 年的加密貨幣是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重要標準制定者,而這種價值觀在當今仍然強大的任何其他社會力量中都很難找到。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本質上是全球性的。大多數以太坊開發者都在美國之外,生活在歐洲 澳大利亞等遙遠的地方。NFTs 為非洲和全球南方其他地區的藝術家提供了獨特的機會。阿根廷人在 Proof of Humanity、Kleros 和 Nomic Labs 等項目中大顯身手。
在許多地緣行為者越來越多地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時候,區塊鏈社區繼續代表著開放、自由、抗審查和可信的中立性。這進一步增強了它們的國際吸引力:你不必愛美國的霸權主義來愛區塊鏈和它們所代表的價值觀。
聲音 | IOTA愛好者George:Vitalik對IOTA協議的理解并不正確:針對Vitalik評價IOTA Coordicide協議是Avalanche協議的升級克隆,IOTA愛好者George認為Vitalik有些輕浮和草率,并沒有認真研究IOTA的新研發成果。他表示:Avalanche協議和IOTA一樣是無礦工和第三者驗證者的新型加密協議,也稱為Leaderless協議。BCH是有礦工的,不是leaderless協議,所以IOTA和BCH絲毫沒有關系。IOTA Coordicide協議是第一個Leaderless的協議,所以說IOTA克隆Avalanche協議不現實。[2019/5/31]
但是,如果沒有區塊鏈的實際使用價值與之相配合,精神上的配合就沒有什么意義。Balaji 給出了大量的區塊鏈使用案例。Balaji 最喜歡的一個概念是區塊鏈作為「記錄賬本」的想法:人們可以在鏈上對事件進行時間標記,為人類的「微歷史」創建一個全球可證明的日志,他繼續舉了其他例子。
像 ZCash、Ironfish 和 Tornado Cash 這樣的零知識技術允許在鏈上證明人們想要公開的東西。
區塊鏈名稱系統,如以太坊名稱服務(ENS)和 Solana 名稱服務(SNS),將身份附加到鏈上交易。
公司注冊系統允許企業抽象在單純交易層面之上的鏈上表示,如財務報表,甚至是完全可編程的公司等價物,如 DAO。
加密證書、非同質化代幣(NFTs)、非可轉讓代幣(NTFs)和 Soulbounds 允許在鏈上表示非金融數據,如文憑或背書。
但這一切與網絡狀態有什么關系?加密城市的具體例子:發行代幣,發行 CityDAO 式的公民 NFT,將區塊鏈與零知識密碼學結合起來,做安全的隱私保護投票,還有很多。區塊鏈是加密金融和加密治理的樂高積木:它們是實施透明的協議內規則以治理公共資源、資產和激勵措施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
但我們還需要更深入一層。區塊鏈和網絡狀態有一個共同的屬性,即它們都在試圖「創造一個新的根」。公司不是一個根:如果公司內部有糾紛,最終會由國家法院系統解決。而區塊鏈和網絡國家,則試圖成為新的根。這并不意味著需要一些絕對的「吶喊,沒有人能抓住我」的主權理想,也許只有那些擁有高度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和 / 或核武器的~5 個國家才能真正實現。個人區塊鏈參與者當然容易受到國家監管,而網絡國家更是如此。但區塊鏈是唯一的基礎設施系統,它試圖在非國家層面做最終的爭端解決(通過鏈上智能合約邏輯或通過自由分叉),這使得它們成為網絡國家的理想基礎架構。
鑒于純粹的「只有私有產權」的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它無法為公共產品提供資金,因此 21 世紀任何成功的支持自由的方案都必須是一個混合體,這里包含一個妥協理念,至少能解決 80% 的問題,這樣獨立的個人倡議就能解決其余問題。這可以是一些針對經濟權力和財富集中的嚴格措施(也許每年對所有東西征收 Harberger 稅),可以是 85% 的喬治主義土地稅,可以是 UBI,可以是強制要求足夠大的公司在內部實現民主,或者其他任何建議。并非所有這些都有效,但你需要一些激烈的東西才能有任何機會。
一般來說,我習慣于妥協的想法是一個左派的想法:某種形式的平等和民主。另一方面,Balaji 的「大妥協」理念更像是右派的:具有共同價值觀、忠誠度、宗教、物質環境結構以鼓勵個人紀律(「Keto kosher」)和努力工作的地方社區。這些價值觀是以一種非常自由主義和技術領先的方式實施的,不是圍繞土地、歷史、民族和國家,而是圍繞云和個人選擇,但它們仍然是右派價值觀。這種思維方式對我來說是陌生的,但我發現它很吸引人,也很重要。刻板印象中的「富有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如果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將面臨危險:這些更傳統的價值觀甚至在美國的一些少數民族中也相當受歡迎,在非洲和印度等地更是如此,而這正是 Balaji 試圖建立其基礎的地方。
「Keto Kosher」以健康為重點的生活方式的沉浸式網絡狀態當然是我想居住的一個狀態。我可以只花時間在有很多健康東西的城市,即使是與其他有類似目標的人在一起的激勵方面,聽起來也非常吸引人。但真正有趣的東西是治理創新:利用網絡狀態,以現有法規下實際上不可能的方式組織起來,有三種方式可以解釋這里的基本目標: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Dan Berkovitz為民主黨CFTC專員:據ethnews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Dan Berkovitz為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專員。迄今為止,Berkovitz對加密貨幣市場提出了有限的評論。 2017年10月,在CFTC發布加密貨幣入門之前不久,他就曾針對ICO表示:“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進入商品業務。突然之間,這是CFTC需要警惕的一個領域,這是人們需要認識到的。”[2018/4/18]
創造新的監管環境,讓他們的居民有不同于主流偏好的優先事項:例如,「任何人都可以裸體走動」的區域,或在安全和便利之間實施不同權衡的區域,或讓更多精神活性物質合法化的區域。
創建新的監管機構,在服務于與現狀相同的優先事項方面可能更有效率。例如,與其通過監管特定行為來改善環境友好度,不如直接征收 Pigovian 稅。你可以要求強制性的責任保險,而不是要求許多行為的許可證和監管部門的預先批準。你可以用二次元投票來治理,用二次元資金來資助地方公共產品。
通過增加某些司法機構允許你做任何特定事情的機會來反對一般的監管保守主義。例如,制度化的生物倫理學是一個保守事業,20 人死于醫學實驗的錯誤是一個悲劇,但 200000 人死于疫情在某些人看來是一個統計數字。允許人們選擇接受更高風險水平的網絡狀態可能是反對這種情況的成功策略。
總的來說,我認為這三者都有價值。
大規模的制度化可以使這個詞同時更加自由,同時使人們對某些事情的更高水平的限制感到舒服,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想做不允許的事情,他們可以去其他區域做。更廣泛地說,我認為 中隱藏著一個重要的想法:雖然「社會技術」社區圍繞更好的治理提出了許多好的想法,但缺少對更好的社會技術進行分類的強調。我們不只是想把現有的社會關系圖當作固有,并在其中找到更好的方法來達成共識。我們還想改革社會關系網本身,讓人們更接近與他們更兼容的其他人,以更好地讓不同的生活方式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令人振奮,因為它解決了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與創業公司不同,創業公司的早期階段看起來有點像后期階段的迷你版,而在中,早期階段是一個公共話語游戲,選擇的東西往往與實際工作中的東西非常不同。如果治理理念經常在網絡狀態下實施,那么我們就會從外向型的「說話的自由主義」轉向更平衡的「做事的自由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理念的興衰取決于它們在小范圍內的實際效果。我們甚至可以把 和 結合起來:為那些想每年自動參與新的治理實驗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人設立一個區域。
當然是一個更復雜的道德問題:您是否將癱瘓和逐漸走向威權全球政府視為一個問題,或者將某人發明了一種毀滅我們所有人的邪惡技術視為一個更大的問題。我一般在第一陣營;我擔心西方陷入一種低增長的保守主義,我喜歡民族國家之間不完美的協調如何限制全球版權法等事物的可執行性,這樣的可能性借助未來的監控技術,整個世界將進入一個高度自我執行但又無法擺脫的可怕平衡。
有四個方面是我最擔心的。
為什么網絡國家需要一個公認的創始人來做核心?
如果網絡國家最終只為富人服務怎么辦?
僅僅是「退出」并不足以穩定全球。那么,如果退出是每個人的第一選擇,會發生什么?
更普遍的全球負外部性怎么辦?
在整本書中,Balaji 堅持認為創始人在一個網絡國家(或者說,一個初創社會:你創立了一個初創社會,如果你足夠成功,得到外交上的認可,就會成為一個網絡國家)中的重要性,Balaji 明確地將初創社會的創始人描述為「道德企業家」。但作為創業公司的創始人,你并不是一個技術企業家,告訴投資者為什么這個新的創新更好、更快、更便宜。你是一個道德企業家,告訴潛在的未來公民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告訴他們現有世界中的錯誤事情,而你的社區正在將其糾正。
創始人將道德直覺和從歷史中學到的東西具體化為一種哲學,而那些道德直覺與這種哲學相吻合的人就會凝聚在這個項目上。這在早期階段是非常合理的 -- 盡管這絕對不是創業社會如何出現的唯一方法。但在后期階段會發生什么呢?馬克 - 扎克伯格作為 facebook 這個創業公司的核心創始人,也許是必要的。但馬克 - 扎克伯格負責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事實上是數十億用戶)的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小東西被集中起來很好,極其大的事業被集中起來就很可怕了。而鑒于網絡效應的現實,只有退出的選擇是不夠的。在我看來,如何沉淀到創始人控制之外的問題很重要,而 Balaji 在這方面花的精力太少。公認的創始人被納入了 Balaji 網絡國家的定義中,但走向更廣泛參與治理的路線圖卻沒有。
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政府有許多例子明確地對科技人才更加開放。有 42 個國家提供數字游民簽證,有法國的科技簽證,新加坡加密友好政策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這對技術專家和富人來說都是好事,被封鎖的富豪往往可以通過花幾十萬美元購買另一本護照來逃避世界對低收入國家公民的系統性歧視。但普通人呢?在緬甸面臨極端條件的少數民族羅興亞人怎么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辦法進入美國或歐洲,更不用說再買一本護照了。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網絡國家概念的一個潛在悲劇。一方面,我看到出境可以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人權保護的最可行戰略。如果另一個國家正在壓迫一個少數民族,你會怎么做?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制裁他們,你可以嘗試入侵。退出是一個更人道的選擇。遭受人權暴行的人可以直接離開,去更友好的國家,而協調成群結隊地離開意味著他們可以在不犧牲他們所依賴的友誼和經濟生計的社區的情況下離開。而如果你錯了,你所批評的政府實際上沒有那么惡劣,那么人們就不會離開,一切都很好,不需要饑餓或炸彈,這一切都很美好。
答案是什么呢?說實話,我沒有看到。贊成網絡國家的一個觀點是,它們可以設在窮國,并吸引國外的富人,然后幫助當地經濟。但這對窮國中想要脫身的人來說毫無幫助,在現有國家內采取老式的行動,放寬移民法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在俄羅斯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之后,Noah Smith 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論述了這次入侵應該給我們的思想帶來的道德清晰性。其中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標題為「無處可逃」,引述如下:
雖然「退出」在地方層面上可行 -- 如果舊金山的功能太差,你可能可以搬到奧斯汀或其他科技城,但在國家層面上根本行不通。事實上,那些搬到新加坡等國家或波多黎各等領土的加密富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和機構。俄羅斯正在使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這種戰略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最終無處可逃。與以前的時代不同,大國的手臂足夠長,可以到達世界的任何地方。
如果我們在世界各地有一百個監管不力的創新實驗室,這可能會導致一個更難預防的世界。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相信 Balaji 主義是否需要相信一個負外部性并不是太大問題的世界?這樣的觀點將與「脆弱世界假說」(VWH)相反,后者認為隨著技術的進步,一個或幾個瘋狂的人越來越容易殺死數百萬人,可能需要全球專制監控來防止極端痛苦甚至人類滅絕。
一個出路可能是專注于自衛技術。在一個網絡國家的世界里,我們不可能禁止功能增益的研究,但我們可以利用網絡國家來幫助世界沿著一條道路,采用真正好的 HEPA 空氣過濾、遠紫外線光、早期檢測基礎設施和一個非常快速的疫苗開發和部署管道,不僅可以擊敗病,而且還可以擊敗更糟糕的生物武器。自衛技術可能是一個被低估的資金重點領域。但僅僅依靠這一點是不現實的。需要進行跨國合作,因此,我們確實希望有這樣一個世界,即使網絡國家比今天的意向社區擁有更多的主權,它們的主權也不是絕對的。
讀《網絡國家》讓我想起十年前讀過的一本不同的書。David de Ugarte 的《Phyles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Phyles 談到了類似的圍繞價值觀組織的跨國社區的想法,但它有一個更左傾的重點:它假設這些社區將是民主的,受到 2000 年時代的網絡社區和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合作社和工作場所民主思想的啟發。通過觀察 de Ugarte 的形成理論,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這些差異。由于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引用 Balaji 的話,我將闡述下 David de Ugarte 一個公平的說法。
博客圈是一個身份和對話的海洋,在不斷的交叉繁殖和變化中,偉大的社會消化周期性地從其中提煉出具有自身背景和特定知識的穩定群體。這些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對話社區,在我們所說的數字猶太復國主義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它們開始沉淀為現實,在其成員中產生相互的知識,這使得它們對他們來說比傳統的想象中的社區(國家、階級、聚會等)更具有身份上的重要性,就好像它是一個真正的社區(朋友的團體、家庭、公會等)。
對話網絡中的一些身份認同的和密集的群體開始產生自己的經濟代謝,并隨之產生一個獨特的 Demos 把培育社區本身的自主性作為自己的目標。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新威尼斯人網絡。它們誕生于博客圈,是黑客工作倫理的繼承者,并在概念世界中活動,這傾向于我們在本書第一部分談到的經濟民主。與傳統的合作主義不同的是,由于他們不是來自于真正的基于近距離的社區,他們的地方紐帶并不產生認同。
我們看到了一些 Balaji 的想法:共同的集體身份,但圍繞著價值觀而不是地理形成的,一開始是云端的討論社區,但后來具體化為接管了經濟生活的大部分內容。De Ugarte 使用了與 Balaji 完全相同的比喻(「數字猶太復國主義」)但我們也看到了關鍵的不同:Balaji 的觀點是:「數字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理念。
但我們也看到一個關鍵的區別:沒有單一的創始人。與其說一個創業社會是由一個人的行為形成的,將直覺和思想股結合成一個連貫的正式記錄的哲學,不如說一個 phyle 開始時是博客圈的一個對話網絡,然后直接變成一個團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做得越來越多 -- 同時保持其民主和橫向性質。整個過程更加有機,完全不是由一個人的意圖所引導。當然,我所看到的直接挑戰是這種結構所固有的激勵問題。對 Phyles 和 The Network State 的一種總結也許是不公平的,The Network State 試圖用 2010 年代的區塊鏈作為如何重組人類社會的模型,而 Phyles 試圖用 2000 年代的開源軟件社區和博客作為如何重組人類社會的模型。開源有激勵不足的失敗模式,加密貨幣有激勵過度和過度集中的失敗模式。但這確實表明,某種中間方式應該是可能實現的。
到目前為止,我的判斷是,網絡國家是偉大的,但它們遠不是一個可行的妥協思想,可以真正堵塞所有的漏洞,建立我和我的大多數讀者希望在 21 世紀看到的那種世界。歸根結底,我確實認為,我們需要引入更多的民主和面向大規模協調的某種妥協理念,以使網絡國家真正取得成功。
以下是我對 Balajism 的一些重大調整:
創始人啟動是可以的(雖然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我們真的需要一個路線圖,把權力下放到社區,許多創始人最終想退休或開始新的事情,我們需要防止網絡狀態崩潰或在發生這種情況時而導致權力下放失敗。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是某種憲法規定的退出社區的保證:當網絡狀態進入更高的成熟度和規模層級時,來自社區成員的更多權力會被自動考慮。
Prospera 嘗試了類似的東西。正如 Scott Alexander 總結的那樣:
一旦 Próspera 擁有 10 萬居民(如果實驗非常成功),他們可以舉行公投,51% 的多數人可以改變憲章的任何內容,包括將 HPI 完全踢出,成為一個直接的民主國家,或者重新加入洪都拉斯的其他國家。
這個過程的另一部分,也是我在以太坊成長過程中認識到的,就是明確鼓勵更廣泛地參與社區的道德和哲學發展。以太坊有它的 Vitalik,但它也有它的 Polynya,你的創業社會將如何招募它的前十個 Polynyas?
代幣驅動的治理是財閥式的,容易受到攻擊;我已經寫過很多次了,但值得重復一下。像 Optimism 的 soulbound 和每人的公民 NFT 的想法是這里的關鍵。Balaji 已經承認了對非 fungibility 的需求(他支持代幣鎖定),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更明確地支持不只是股東驅動的治理。這也將產生有益的副作用,即更民主的治理更有可能與外部世界保持一致。
理性主義和友好型人工智能社區的一個未被充分討論的想法是功能決策理論。這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但強大的核心思想是,人工智能可以比人類更好地協調,解決人類經常失敗的囚徒困境,通過對其源代碼做出可驗證的公開承諾。一個人工智能可以重寫自己,使其擁有一個模塊,防止它欺騙擁有類似模塊的其他人工智能。這樣的人工智能會在囚徒困境中相互合作。
正如我多年前指出的,DAO 有可能做同樣的事情。它們可以有明確的治理機制,對擁有類似機制的其他 DAO 更加友好,網絡國家將由 DAO 管理,這也將適用于網絡國家。他們甚至可以致力于治理機制,承諾將更廣泛的公眾利益考慮在內(例如,20% 的選票可以給隨機選擇的主辦城市或國家的居民),而不必遵循具體的復雜規定,他們應該如何考慮這些利益如何分配。這樣做的網絡國家明確更友好的政策,可能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我希望看到沿著這類愿景的創業社會存在,我希望看到圍繞健康生活的沉浸式生活方式實驗,我希望看到瘋狂的治理實驗,其中公共產品由二次方資金資助,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技術實驗,接受更高的風險水平,而且我認為基于區塊鏈的代幣、身份和信譽系統以及 DAO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同時,我擔心目前形式的網絡國家愿景有可能只滿足那些富豪的需求,而許多經濟并不寬裕的人將被拋在塵埃中。可以說對網絡國家有利的是它們的國際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占全球不平等的三分之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只占三分之一。但是,這仍然留下了所有國家中的許多人,而這一愿景并沒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我們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東西 -- 為全球的窮人,為那些希望保留自己國家被入侵的烏克蘭人,以及其他所有不能立即進入網絡國家的群體考慮。
網絡國家,通過一些修改推動更民主的治理和與周圍社區的積極關系,這是一個我可以支持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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