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OS:虛擬貨幣案件 證據如何收集_DDOS價格

在虛擬貨幣相關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經營主體多設立于海外，而經營行為多發生于線上，相較于書證、物證等傳統證據，跨境電子證據成為該類案件的主要證據組成。通過撰寫本文，颯姐團隊希望向各位讀者介紹關于電子證據的基礎規定以及跨境收集電子證據的實務情況。

在中國法中，電子證據又被稱作“電子數據”，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大法定證據種類之一。

“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的說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概念的出發點不一樣。電子證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載體進行定義，即“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電子數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本質屬性進行定義，即“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動態 | 日本警察廳等三部門聯合召開了第三次虛擬貨幣交易所局長級會議:據日本金融廳官方資料，2019年2月4日，日本警察廳、金融廳及消費者廳聯合召開了第三次關于虛擬貨幣交易所的局長級聯合會議，針對虛擬貨幣交易所的監管、對未獲牌照交易所的審核及對用戶的風險提示等議題交換了意見。但并未透露更過詳細的會議內容。注：此前三個部門在2018年11月7日和2018年6月27日分別召開了兩次關于虛擬貨幣交易所的會議，會議后均有重大的政策或監管措施發布。[2019/2/14]

需要注意的是，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不屬于電子證據。確有必要的，對相關證據的收集、提取、移送、審查，可以參照適用電子證據的有關規定。

動態 | 彭博社：虛擬貨幣洗錢是傳統金融機構放出的煙霧彈:在彭博社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涉及和犯罪的交易每年占2萬億美元。政府和傳統金融機構往往在虛擬貨幣周圍制造煙幕，試圖掩蓋銀行的非法活動。事實上，世界各地公認的銀行都參與了這些非法活動。此外，法定貨幣仍是非法轉移資金的頭號方式。花旗集團(citigroup)、摩根大通(JP Morgan)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等多家銀行在被控違反制裁規定后支付了罰款。[2019/2/5]

在種類上，電子證據的種類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2）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3）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4）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日本金融廳第三次虛擬貨幣交易所業界研究會進度:事務局對本次會議概要說明之后，目前正由瑞穗總研金融調查部長三宅先生，進行了“圍繞日本零售支付和區塊鏈技術動向的”演講。[2018/5/22]

1、固定境外公開數據

第一種是瀏覽服務器連接的境外公開網頁，通過截圖、錄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網頁數據作為電子證據，這是“境外服務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類取證方式，常與其他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措施同時適用。

取證過程通常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在線提取而后出具網絡在線提取筆錄作為法庭證據。如“國某、羅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寧市局網安民警通過在瀏覽器中輸入國某等人宣傳的境內網址轉入購買網絡攻擊軟件神盾DDOS的境外網址“youka．la”，最終查詢到網站服務地址注冊人為國某，從而證明了國某的犯罪行為。參見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8）青0104刑初41號2、登入涉案服務器并提取數據

日本46歲男性，被虛擬貨幣少女組合成員騙取450萬日元:據news.nifty報道，一名男子稱，通過SNS認識了虛擬貨幣少女組合中的A姓女子（30歲左右），并誘惑其一同參與虛擬貨幣投資，男性認為A姓女子有一定的個人資產，甚至想到了與其結婚。并將自己財產的3分之一以上都交給了A姓女子。該女子投資的方向大部分是瑞波幣，瑞波的價格在去年年底大幅上漲，隨即男性便聯系不到A姓女子時才認識到自己被騙的事實。[2018/2/11]

第二種是通過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的方式進行遠程勘驗提取境外服務器數據。機關在前期偵查中獲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臺的賬戶和密碼，而后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平臺，獲取境外服務器數據。

這種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常常適用于為他人提供互聯網犯罪平臺的“幫助犯”案件取證中，通過輸入賬戶名、密碼進入平臺能夠準確獲取平臺注冊會員數量、平臺被使用次數等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

如“方某某等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中，如東縣局對境外VOS平臺數據進行遠程勘驗，發現詐騙分子通過方某某提供的198平臺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參見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蘇0623刑初368號。

3、利用技術偵查手段獲取數據

第三種是技術偵查，由專業人員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而后形成電子證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案件定罪量刑的證據。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機關網安或技偵人員，如“滕某輝、滕某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常德市局網安部門從滕某輝、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務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傳銷網站注冊的三個會員號，以及各會員號發展的下線人員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網檢［2015］第409號電子證據檢驗分析報告”作為法庭證據。參見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湘0781刑初70號。

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關的技術人員，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經營案”中，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對涉案的境外服務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軟件的數據進行固定，提取到1110條用戶信息，153384條交易記錄，并出具“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司法鑒定所（2016）物檢字第36號司法鑒定”作為法庭關鍵證據。參見河北省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冀08刑初11號。

颯姐團隊認為，對于辯護人來說，知曉證據的獲取方式與思路是有效質證前提。在分析電子證據的內容之前，其形成時間、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況均是我們做出合理懷疑的重要途徑。因此，了解偵查機關調取境外電子數據的方法與渠道亦是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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